編年古史《竹書紀年》

再現的文明——中國出土文獻與傳統學術/朱淵清 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

http://www.bamboosilk.org/Zzwk/2002/zhuyuanqing/wenming/3-jizhongshu.htm

三．汲塚書：編年古史《竹書紀年》 

盜墓者名叫不准 

 秦始皇焚書，真正產生滅絕性後果的是戰國除秦之外各國史記的被毀。然而西晉初年，這種損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的彌補。

西晉初年，汲郡有個名叫不准的人，盜掘了魏王的墓塚，結果發現了古書共有10萬 餘字。不准入墓時，“不以為意，往往散亂”，並燒竹簡照取寶物。後來官府前往，又“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所以，這批竹簡在自然殘損之外又更增加了人為 的破壞。這批竹簡被稱為汲塚書。西晉一流的學者們整理了汲塚書，其中居然就發現了魏國的史書，這部再現於世的珍貴史書被稱為《竹書紀年》。

汲塚書出土時間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一種說法是鹹寧五年（279），這一說法以《晉書·武帝紀》為代表，《汗簡•略敘》、張懷瓘《書斷》也持此說。《史記·周本紀》正義“鹹和五年”也應是“鹹寧五年”之誤。

一種說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這一說法的是當時的大學者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孔穎達疏引王隱《晉書》也同此說，《北堂書鈔》卷101引王隱《晉書》、今本《晉書•衛恒傳》、《晉書•律曆志》以及《隋書•經籍志》也都持此說。

另有一種說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塚書的荀勖在為另一本汲塚出的書《穆天子傳》寫的《序》中持此說，《晉書•束皙傳》、《太平禦覽》卷749、《北堂書抄》卷57引王隱《晉書》、《初學記》卷12引傅暢《諸公贊》也持此說。另外，太康十年汲令範陽盧無忌立石的《齊大公呂望碑》也是這一說法。

最後還有一種說法是太康八年（287），《尚書•鹹有一德》正義有此說。

四說中太康八年說不可信，太康初年說則較為可信。情況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盜掘了汲塚，而汲塚書上繳官府則在太康二年。

汲塚墓主是誰？同樣存在不同說法。晉代汲郡，現在的河南汲縣西南，抗戰前發掘的山彪鎮大墓也在這一帶。這個地方戰國時是魏地。根據《晉書•武帝紀》、《律曆志》、荀勖《穆天子傳序》、衛恒《四體書勢》，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隱《晉書•束皙傳》則認為墓主當是魏安厘王。今人朱希祖以為也不能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至今這個問題還沒有定說。 

汲塚書 

 汲 塚出書之後，西晉政府極為重視，晉武帝命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整理。由於出土古文（當時也稱為科鬥文）的釋讀不易，眾多的學者參與了整理研究。先後 參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嶠、譴勳、張宙、傅瓚、束皙、王接、衛恒、王庭堅、潘滔、摯虞、謝衡、續鹹等，作《春秋經傳集解》的杜預也曾經研討過汲塚書的內 容，郭璞還為出土的《穆天子傳》作了注。

據《隋書•經籍志》，“帝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據《晉書•束皙傳》，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據是荀勖的《中經新簿》，部卷不同實際是因為這批書籍經過荀勖、束皙兩次整理的緣故。這裏就根據《晉書•束皙傳》略述汲塚所出之書。

《紀年》13篇。 內容束皙認為是記錄夏以來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滅，然後接以晉國歷史，等三家分今，又以魏國史事接續，至安厘王二十年為止。束皙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 大略與《春秋》多相呼應。但兩者之間有大出入的，如根據《紀年》紀錄：夏代記年多於殷代。益因為搶奪啟的王位，所以啟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迥異 於傳統認為的和諧謙讓，《紀年》記載的這些王位爭鬥充滿血腥。自周受命到穆王是一百年，而不是周穆王百歲。周幽王亡國，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也不是所謂的 周、召共和，等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也說，《紀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關於帝王之事。晉國紀年起自殤叔，然後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莊 伯。晉莊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魯隱西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編年相次。等到晉國滅亡，獨記魏國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說明這是 魏國的史記。《紀年》也就是我們今天通常說的《竹書紀年》。《晉書•束皙傳》所記有二個較大的錯誤：“13篇”據朱希祖先生考證當是“12篇”；“安厘王”當是“襄王”。

《易經》2篇。這實際就是《周易》。

《易繇陰陽卦》2篇。內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辭》部分則異。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系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

《卦下易經》1篇。內容與《周易•說卦》略相似但有異。

《公孫段》2篇。這是公孫段與邵陟兩人論《易》的書。

《國語》3篇。內容是關於楚國、晉國的事。

《□名》3篇。內容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師春》1篇。這是一本將《左傳》中關於蔔筮的內容抄集出來的書，“師春”大概是抄集者的人名。

《巢語》11篇。這是一本關於各國蔔夢妖怪的相書。唐代的劉知己對這本書評價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學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這部書，認為它實際上有史書的性質，。

《梁丘藏》1篇。內容是先敘魏國的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

《繳書》2篇。內容是“論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曆》2篇。大概是鄒衍《談天》一類的東西。

《穆天子傳》5篇。是關於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守，得盜驪、綠耳這樣的好馬，命造父為御手，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當時的大學者郭璞曾為這部書做注。對於《穆天子傳》的性質後來頗多爭論，或以為是實錄起居注一類，或以為是小說類。筆者淺見，《穆天子傳》是戰國初魏方士敷衍周穆王故事而成，雖非信史，卻有本事。尤其是卷1、卷2，多可徵信。歷史上穆天子確有西行之事，但民國初年不少學者認為穆天子一直遊歷到了歐洲，恐怕也太過甚其辭。 

《圖詩》1篇。這是“畫贊之屬也。” 

《雜書》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塚出土的書籍完整傳承至今的是《穆天子傳》5卷及附於其後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後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後用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為止。受命整理竹簡者荀勖等認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於《紀年》的起始，《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說：“和嶠雲《紀年》起於黃帝。”當時荀勖雖是領銜校理，但實際的工作恐怕和嶠作的更多。和嶠的這一意見很可能就是首次整理的結論。

由於竹簡散亂，以及戰國文字“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複闕落，又轉寫益誤”，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結論並非沒有爭議，所以晉惠帝時就有學者重新整理《竹書紀年》，永平元年（291）秘書監摯虞延請世習古文的衛恒重新“考正”竹書。但秘書丞衛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鬥爭中被殺。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聽說衛恒出事，自本郡赴喪，並續成其事。新考正本《紀年》的時間起于夏禹。至於汲塚墓主，衛恒、束皙則認為是魏安厘王。

王隱《晉書•荀勖傳》早已亡佚，但根據類書《太平禦覽》所引該書，荀勖當時整理竹書，隸定古文之外，還曾親自撰次注寫。另外，《北堂書鈔》也引了王隱《晉書•荀 勖傳》，根據這條資料，我們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還以自己的知識“注寫”了簡文。這種“注寫”很可能是隨文附注，但也相當可能是以當時的歷史知識補足
了某些闕簡殘文。很明顯的例子是和嶠認為《紀年》起自黃帝，而杜預平吳歸來獲睹汲塚書時，以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時，就認為《紀年》起自夏禹。

比起最初的整理者，衛恒是古文字專家，束皙能繼承其業，也一定有這方面的學識。《晉書•束皙傳》：“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析，皆有義證。”宋人高似孫《緯略》也說：“時束皙任著作郎，得竹書，隨義注解，皆有識證。”在衛、束的整理中，他們也發現殘簡有不便理解處，所以“隨義注解”。唐代陸淳《春秋炎趙集傳篡例》卷1:“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  ’、‘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這種隨義注解的痕跡即使在後人輯佚的古本《竹書紀年》中還是可以發現。比如：“帝王之沒皆曰陟。”顯然，這是一句解釋性的注文。這種“隨義注解”或者在整理者只是作為附注而隨文寫入。但至少在唐代已經篡入正文而很難分別了。

不 管是利用現有的知識補足正文，還是糾正、注解正文，結果居然出現了與所有整理者熱切的願望相反的不幸，《竹書紀年》亡佚了。這是文獻整理帶來的悲劇。出土
文獻整理首先是要儘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獨立的整理研究，而這種整理研究必須是可以隨時區分於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認識並實踐這一點，只能為出土文獻帶 來滅絕之災。

《竹書紀年》原簡可能在永嘉之亂時就已經亡佚，但荀勖和束皙的二次整理本仍繼續傳抄流行。直到唐玄宗開元以前此書仍舊存在。宋代的《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已不加著錄,可能在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傳抄本也逐漸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現的《竹書紀年》刻本，春秋戰國部分均以周王紀年記事，一般稱為“今本”。清人如《四庫》館臣、錢大昕、崔述等指為偽書，1917 年，王國維作《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將今本作偽之來源一一指出，今本《竹書紀年》總體年代框架上是本偽作已成定案。最近有人再次提出這一問題，如四川大學
的陳力先生和美國漢學家倪德衛、夏含夷，但並沒有構成根本威脅的有力舉證。古人重新編定一本失佚的古書時也許根本沒有考慮到這是在造偽，他會利用自己所有 的知識來構架安排千辛萬苦找到的各種殘文斷簡、吉光片羽。所以評價一本象《竹書紀年》這樣的編年史是輯佚還是作偽，關鍵應該是看總體年代框架的可信度。

今本《竹書紀年》的成書時代和作者，清人姚振宗推斷為明嘉靖間天一閣主人范欽。但，南宋初羅泌《路史·國名紀》戊注曾引《竹書紀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晉國紀年，除多一字外，與今本全同，故今本最遲在南宋初即已出現。

清嘉慶間朱右曾《汲塚紀年存真》開始輯錄晉以後類書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證，稱為“古本”。此後，王國維在朱書的基礎上輯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範祥雍又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1981年，方詩銘、王修齡重新輯錄為《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內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證和補充，這是迄今為止最完善的古文《竹書紀年》輯佚本。

可信的古史

被 整理的汲塚書不止是一種，只有《穆天子傳》至今完好存在。個中原因至少有一點是明顯的，《穆天子傳》並沒有象《竹書紀年》那樣為整理者看重，所以很多不認
識的古字只是作了隸定而並沒有改成今字，這些隸定不識的古字今天還全部保存在《穆天子傳》，今人還可以繼續對這些字進行釋讀（陳煒湛先生就作過這方面工 作）。《穆天子傳》只有郭璞一家之注，一直到清代才有了對這本書感興趣的人，如檀萃、洪頤煊、陳逢衡、郝懿行、丁謙等。

《竹書紀年》的情形完全不同，許許多多的晉代學者在竹簡剛一出土就參與了整理研究，眾多學者補足、糾正、注解了正文。並且就其中問題展開了爭論，比如王接、王庭堅、潘滔、摯虞、謝衡等人相互間就曾經發生過論難。

陳夢家先生曾經說：“紀元後279 —281年之間在汲郡所出的《竹書紀年》，乃紀元前297—296所作魏國的史記。汲塚竹簡的發現，和安陽甲骨的發現，就古史的材料而說，有著幾乎同等的 重要性。”《竹書紀年》敍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的歷史，按年編次，是魏國史官作的史書。古代史記的再現是令眾多晉代大學者興奮的真正原因。

作 為戰國的古史書，《竹書紀年》是最可珍貴的資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來校訂《史記》。《史記》由於秦始皇焚燒了除秦以外的各國史書，所以記戰國年代往往混
亂矛盾，如齊國的桓公陳午，《六國年表》、《田敬仲完世家》兩處都說在位六年，《紀年》作十八年，《陳侯午敦》記載有陳午十四年事，證明《史記》錯誤。陳 夢家、楊寬等重定戰國年表，所根據的也基本上是《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已經成為重建戰國年代學的主要依據。

《竹書紀年》對春秋史事記載多與《春秋》相一致。如：《竹書紀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春秋•隱西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竹書紀年》：“齊人殲於遂。”《春秋•莊公十七年》同。《竹書紀年》：“惠公見獲。”《春秋•僖公十五年》：“獲晉侯。”《竹書紀年》：“楚囊瓦奔鄭。”《春秋•定公四年》：“楚囊瓦出奔鄭”。

關於商周史實，《竹書紀年》很多記載與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 《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卻和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相合。有些地方《竹書紀年》與傳統記載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 曆”、“共伯和幹王位”等，但傳統史書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響下本著“為尊者諱”之類的精神而作過改動，反不如《竹書紀年》的記載來得可信。杜預曾就《竹 書紀年》所記“太甲殺伊尹”事說：“此為大與《尚書》敍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將責任推給了傳 《尚書》的老博士伏生。

《竹書紀年》有關夏代世系的記載基本與《史記•夏本紀》相合。並且，《竹書紀年》還記載了它書不載的夏代史事，如夏與諸夷的關係；所記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獻更為詳盡。

《竹書紀年》可以與不同來源的資料多方印證，說明古史記載的可信度相當之高。作為一本魏國的史書，《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珍貴無比。最近剛告完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文獻資料上很大程度上就依據了《竹書紀年》。 

與《春秋》作比較

唐代劉知己《史通•申左》：“至晉太康年中，汲塚或書，全同《左氏》。故束皙雲：‘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 取其文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幹寶籍為師範。”

“杜預申以注釋”一語，於史實略有出入。杜預在太康元年（280） 三月，平吳之後，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在《春秋經傳集解》“始訖”，才在秘府得見汲塚竹簡。杜預雖
未就以《竹書紀年》來注釋《春秋》經傳，但對《竹書紀年》和《左傳》作了比較，他的結論是：“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 常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谷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
正學者。”《竹書紀年》與《春秋》相近，尤其是《左傳》，這是最可寶貴的國史！

杜預還敏銳地發現了《竹書紀年》與《春秋》經傳的差別。

春 秋戰國，各國都有史官記錄的史書，如晉《乘》、秦《記》、楚《檮杌》，魯國的史書是《春秋》。但今本的《春秋》和其他各國史書不同，有著義理的說教在其
中，這是因為今天看到的《春秋》是孔子用作教材的改動過的《春秋》。孔子對魯國國史《春秋》主要作了兩方面的重要改動：起迄時間縮短在魯隱西元年（B.C722） 至魯哀公十四年（B.C722），因為其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文字上進行了義理褒貶處理：“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者丘竊取之矣。’”對魯國國史的義理化改動是件大事，所以孔子自己也心情沉重：“《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 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門傳授的《春秋》是有義理褒貶的，《左傳》大量歸納了《春秋》書法凡例的文字以闡發經義。比如五十“凡”、“君子曰”、 “書”、“書曰”、“故書曰”、“先書”、“故先書”、“後書”、“追書”、“不書”、“未書”、“不先書”、“稱”、“不稱”、“言”、“不言”等。

《竹書紀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春秋•魯隱西元年》同樣記載此事：“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周王室並沒有封邾子克為公，所以不能以公這樣的爵位來稱呼他；但他畢竟是個尊者，所以貴稱他為儀父。名實稱謂事關禮制大事，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壞就壞在周公制定的禮樂制度不再被遵守了。正名分、寓褒貶，這就是孔子的《春秋》筆法。

《竹書紀年》：“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同樣一件事《春秋》也記載，《春秋•僖 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但不說“會諸侯”而用了一個“狩”字。河陽這個地方屬於晉的領地，其實不是周天子狩獵的地方。按照禮制，諸侯有朝覲周天子
的職責，天子又豈能屈尊隨便跑到諸侯國中去會諸侯。周天子去河陽會諸侯，是件大失體統的事。所以孔子用心良苦地選用了一個“狩”字，即反映歷史的真實，又 維護了周天子的尊嚴。《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 德也。”《史記•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所以，杜預說：“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可見，史官所記古史和孔門傳授的《春秋》經傳還是有區別的。區別即在於《春秋》經傳擔負著義理教化的責任，而包括《竹書紀年》在內的諸國史記只是歷史事件的記錄。

杜預所敏感察覺的，就是劉知己、鄭樵、章學誠所理論概括的記注和撰述的區別。中國很早就有所謂記事的左史和記言的右史。但記言、記事的古史做的實際是實錄記注的工作，實際上也就相當於我們說的檔案，還不是有目的有意義的撰述史學。 

史學的獨立

 劉知己所謂“幹寶籍為師範”，指出了《竹書紀年》對晉代學術影響的一個表徵。這就是在《竹書紀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響下，大量史學著作尤其是編年史出現，史學的獨立價值被發現。進而更使晉代學術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史學最終從經學中獨立出來。

根據金文資料進行的西周職官研究表明，周代史官實際分太史和內史兩類，內史承擔單純行政事務的文字工作，而太史則掌各種文書典冊和學術。太史記史也有義例懲戒的目的，但直接來源引申於其推定曆法、頒曆告朔的職使而獲知的所謂“天數”。

馬 王堆帛書《要》篇記孔子之言：“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所以孔子說“我觀其德義耳”、“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 歸者也”。儒家的要求是“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孔子《春秋》對史官記錄的史書進行義理化處理，正說明儒家關注的是與天理同數的人德，即政治、倫 理等關係社會人事的一面。孔子作《春秋》，是為有意義有目的的撰述。其後的史學著作都強調有義理的撰述。

司 馬遷是世襲的太史令，掌天時星曆，也講“天數”。《史記》十二本紀，紀本自古史記注《竹書紀年》，十二紀之數仿《呂氏春秋》。《秦本紀》、《項羽本紀》本 屬世家，列入本紀；《十二諸侯年表》“譜十二諸侯”，而內容有十三國；《天官書》屢言十二星，而實際星數並非都史十二個，這些都是為十二這個“天數”。但 司馬遷作《史記》，有其撰述之志，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然而所謂“一家之言”，還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與“罷黜百 家，獨尊儒術”的思想若合符契。

秦始皇焚各國史書之後，“史官之廢久矣”。儒家獨尊的漢經學時代，儒家義理是根本要求，史學價值沒有獨立，始終只是經學的附庸。《春秋》被用來解說災異，《春秋》之義成了政治原則，《春秋》還成了漢代議禮、決獄的依據。《漢書•藝文志》中史書被歸入六藝略的《春秋》類下，即使是沒有獨立價值的史書的數量也少得可憐（《漢志》中《春秋》類一共才23家著錄）。

東 漢出生於古文經學世家的的荀悅對史學獨立的貢獻是巨大的，他不僅第一個建議設置專職史官，而且還寫了漢代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漢紀》，發凡起例之功不可磨 滅。時人以“班、荀二體”來表明紀傳體（班固《漢書》）和編年體（荀悅《漢紀》）這樣二種古代最重要的史書體裁。正是在《漢紀》中，荀悅提出了“典經”這 樣一個概念（從《左傳》“言以考典，典以志經”中合成而來），經是儒家經書，典則是指史志。荀悅指出“立典有五志”：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 賢能，這也就是荀悅“志”(意為記述)史的五條標準。儒家義理仍是史志的指導原則，但畢竟史志地位上升又成為了“典”。

《竹 書紀年》的出現對晉代史學的獨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出土古史整理研究熱潮的直接刺激下，一下子出現了許許多多的編年史著作，單就寫晉代史言，就有習鑿齒 的《漢晉春秋》、孫盛的《晉陽秋》、檀道鸞的《續晉陽秋》、幹寶《晉紀》、陸機《晉紀》附《晉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徐廣《晉 紀》、郭季產《晉錄》、劉謙之《晉紀》、裴松之《晉紀》、王韶之《晉安帝紀》、劉道薈《晉起居注》，此外還有李軌及佚名的晉各朝起居注以及未明作者的《晉 紀》遺文。大量編年史直接以“紀”、“春秋”、“陽秋”為名，表明是摹仿《竹書紀年》和《春秋》而作。

幹寶的《晉紀》模仿《左傳》、師範《紀年》，奠定了編年史在六朝史學中與紀傳體史書並重的地位；幹寶開一代史學之風氣，其條例、譜注、書法、史論諸方面都對後來史家深有影響。一直到唐人重修《晉書》，仍有不少襲用《晉紀》的文字。

作 為一個儒者，幹寶繼承了儒家“數達於德”的精神；而作為一個史家，幹寶在實錄編年史實的基礎上，把自己史學撰述的目標定在了實現“德”的高度上，並使之成 為一種新的相對獨立的史學理念。這樣，幹寶既切實提升了歷史對現實政治義理借鑒的功用，又完完全全是立足於客觀之史實的史學撰述。

具 體而言，幹寶完整提出了自己修史之標準和宗旨，即“五志”凡例：“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 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在體裁上，幹寶對實錄的編年體大加褒揚；同時又首創了“總論”這一體例，將史家對歷史的看法評價集中表述，從而有效地 發揮了歷史對現實的借鑒作用。《晉紀•總 論》是史學名篇，幹寶在其中盛讚周初的政治興盛，並認為其中關鍵在於文王修德，符合天道；而周公克守臣節、成王公正明道也是周初政治興盛的重要因素；周人 數百年十數代的修德始成王業，故有八百年之天下。幹寶以周之興起為證嚴厲批評司馬氏根基淺薄、不修仁德以至西晉速亡。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以後成為中國 史學的根本宗旨。

當然，《竹書紀年》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臣瓚的《漢書音義》、徐廣《史記音義》，採用了《竹書紀年》的材料；司馬彪根據《竹書紀年》駁難焦周的《古史考》122處不當，對於史學考據史料、辨偽考實都有很大的推進意義。但無可懷疑，認識編年體、反思古史記注的形式方法和實錄的價值對其時史學的獨立意義最為巨大。

從 幹寶及晉代眾多史家的著作中，我們看到史書已經有了自己相對獨立的目標和思想，史家也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服務於此的史書撰述方法。與史學思想和撰史方法思考 的日趨成熟相呼應，魏晉時大量史書湧現；紀傳體、編年體以及史注、實錄多種著述形式豐富；官家、私家修史大量出現；傳記、譜牒、地志以及各類彙編、總集類 的史料書籍盛行，中國史學終於獨立。

負 責整理汲塚書的荀勖是荀悅的族後輩，在荀勖為國家圖書的編目《中經新簿》中，圖書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書 籍四部分類的產生，表明史學無論從其實質內容還是史書的書籍形式上，都已經徹底擺脫了經學附庸的地位，成為完全獨立的學術門類。（荀勖的四部分類中，汲塚 書和詩賦圖贊同屬丁部，表明這是按照圖書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圖書分類，新近入庫的汲塚書和有圖的圖贊被放在最末。）到了南朝劉文帝時，儒、玄、史、文四門學 的設立，更表明在國家教育的學科設置中史學已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

《竹書紀年》的發現促使了史學對於經學的獨立，從而深刻地影響到晉代學術結構性變化的發生，而這種學術分類結構的變化對中國傳統學術的走向更是意義深遠